紀念甚麼?

小弟在北京渡過了個 sophisticated 的一週。 我認識了新的同事, 建立了很好的關係, 為日後合作打下基礎; 我花了兩小時爬上了古長城, 做個好漢, 發思古之憂情; 我走到了北京的三聯書店, 買了一堆很有意思的書藉, 我想像在香港可能等三年也不會買到這些書。我落 bar/pub, 尋訪竇唯, 聽 hip-hop......... 一嘗在商業化與獨立個性爭扎的北京酒吧文化。 我也經過幾番思前想後, 鼓起了勇氣, 走回了有十多年沒有去過的天安門廣場。是的, 由於工作關係我不時有機會到訪北京, 但我沒有走到天安門一帶。 我在逃避。 在我中一的時候, 我有機會第一次到北京。清晨四時跳下火車, 直奔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期儀式。我記得, 當時參與儀式的人不多, 就那麼二三十人。東邊的天空泛起初晨的紅霞, 神情嚴肅、服裝整齊的解放軍, 手持國旗從天安門城路步出。 整齊有致的步操, 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 在風中飄揚的五星紅旗。在 Stanley Kubrick 的《2001:太空漫遊》中, 人類始祖因一次神秘接觸而得到智慧以致暴力; 而這一次的觀禮, 想必是啟蒙我民族主義的一個大禁果。儘管我日後多麼想解構這一套想法, 但已是覆水難收。 今次再走到天安門, 我的心情依然是波瀾起伏。十三年前民族主義的召喚, 十六年來六四暴行的記憶, 六年以來知性的批判, 一年來所接觸的中國社會........... 還有眼前的遊人, 混成了一杯五味交雜的濃湯。喝下去, 既酸又辣, 乍甜還苦。望著那曾坐滿學生的廣場, 望著那條學生下跪的樓梯, 望著那個多月用來作公共演講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我激動不已, 熱淚滿腔。我想, 一定有便衣公安以為我想自焚。 在北京的時候, 有一位義工特有意思。他是唸政治與行政的, 一心想來香港唸社會學研究生。他對政府的批評十分辛辣, 我們都擔心他會惹上麻煩。跟他閒聊時, 我們笑說邀請他來香港參加六四紀念的活動, 他反問:「我們都知道這件事, 《天安門》很多人都看過。為甚麼你們還要搞那麼多事?」我啞口無言。 另一位同事, 他很好人, 對環境很有熱忱, 做事不怕勞苦, 我們都很喜歡他。一晚我跟他分享我到天安門的感受。他問我:「那抗日戰爭不慘麼?」當然你們也會知道, 我也是啞口無言。 我得承認, 六四的創傷是一個非常香港的議題, 「六四」和後過渡期、香港人身份、無厘頭等香港社會現象已扭在一團......... 這也許解釋了香港人為甚麼執著。 但, 這兩位朋友冷漠的回應, 甚至理直氣壯的質問, 確實令我震驚。為了大家的關係, 我沒有反駁他們。 而我亦清楚意識到, 質問的背後是一個根本的歧異。 人們說歷史會有紀錄, 我們不用時常把事件掛在口邊, 這對我來說完全是'現實主義式'的回答。例如中國官員、民建聯、曾蔭權便會套用這一邏輯來回應關於六四的質詢。我不認同, 但我對他們的回答'表示理解', 並真心希望他/她不是在說心裏話。我想每年去維園的人也不會無知得以為事情可以於一時三刻解決。我反思、紀念, 不是因為我想立即改變甚麼, 而時一種良知的召喚、一種慈悲的感染、一種正義的執著、一種歷史的責任。我多麼想告訴那位義工, 紀念是為了紀念我們所犯的錯, 是避免將來重蹈覆徹。 拿'抗日戰爭'來作藉口, 逃避六四的良心考驗, 是一套非常典型的中國邏輯。這位可敬的同事在這件事上的回應, 其潛台詞就是: 中國人被壓迫了一百五十年, 我們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你硬要拿這些出來搞亂當, 有甚麼居心? 我不得不反問, 以這樣的態度回應歷史問題, 我們還能理直氣壯的要日本認識歷史? 如果大家那麼欣賞德意志民族的反思態度, 那麼我不得不提醒, 德國人在戰後沒有以國家發展的藉口去指摘那些反思自己暴行的人。今天我們若有機會去到當年被紅軍攻陷的柏林議會大樓, 還見到德國人盡力保護的紅軍的簽名。知恥, 近乎勇。 因著對每一個個體的尊重, 因著對個人權力的執著, 因著對歷史的責任, 因著對生命本身的慈悲........無論平反與否, 我們都要紀念。這紀念不為誰, 不為甚麼, 就為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