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Kubrick到 Truffaut

如果說我因執著於人性醜陋而不顧一切的戀上 Stanley Kubrick; 那現在我卻是為了探索生活的美善而慢慢的認識 Francois Truffaut。 有趣的是, 我看 Kubrick 的戲是一部接一部的, 彷彿要完全沉溺於他的世界; 而對 Truffaut, 我卻只看過一部《四百擊》, 接著看介紹他的書, 看他的劇照, 就是不看其他作品。也許, 這種抽離讓我有更多思索玩味的空間。 最近電影雙週刊出版社出了本《永恆的杜魯福: 杜魯福逝世20週年紀念專集》, 不妨一看。

走!

看過一個訪問, 受訪者說若自己在一個地方工作了五年也不能帶來改善, 是時候想想自己是否勝任。 中學時不知天高地厚, 在交國文老師出了句上聯「芳草有情留客坐」, 狂妄的回了一句「傲鷹懷志破空飛」。今天壯志未酬, 心態漸老; 在社團日磨夜磨了六年, 漸漸覺得真的是「道不同, 不相為謀」。 分手是痛苦的, 但勉強無幸福, 況且我這兩年做得很爛, 再'佔著屎坑不拉屎', 只會遺臭萬年。董建華說走是很容易, 留下需要勇氣, 也許是因為他發覺留下做特首的工作 -- 很不爽。

記憶

重看了兩部關於記憶的戲, 一部談情, 一部說慾, 同樣叫人再三回味。

《無痛失戀》(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 又是一套伴侶硬拉我到戲院看的一套電影。和其它她'逼'我看的戲一樣, 看罷我較她更喜歡該片。 現實、幻象; 夢境、回憶; 逃避、面對; 忘卻、記憶; 注定分手、重新開始; 重覆又重覆、每一刻都是嶄新的...... 相當有趣、過癮的一套心理分析的電影, 絕對深情、認真的一個愛情故事。

《陽光燦爛的日子》...... 看了很多篇, 仍然非常喜歡, 也好像是伴侶介紹的。這套戲好玩的就是你有太多閱讀的角度。玩政治, 可以睇導演如何玩共產主義中國的政治符碼: 國際歌+童黨打鬥, '小軍'對'米蘭'的傾慕, 紅衛兵的械鬥, 階級宿命, 蘇聯電影....... 你又可以玩後現代, 現記憶、敍事的可能性...... 但我最喜歡的, 還是當"香蕉成熟"片子是一套來看。炎熱的夏天, 沉鬱的政治氣候, 血氣方剛的少男, 含苞待放的青春少艾......... hmm, 相當燥熱的青春期。

時光

日日烏雲密佈, 讓人做事也不起勁...... 機緣來了便走, 來去怱怱; 意念閃過又溜走, 起起伏伏...... 一輛汽車走得遠了, 也要讓它停下來, 透透氣。我們都需要假期, 假期也需我們...... 有人說, 一個人用完了廁紙沒有替換, 不要再跟他/她合作; 我說如你想和他/她合作, 何不幫手換廁紙...... 跟友人唱歌好玩; 跟自己談心卻很可怕...... 一首中學時代的'情歌', 令人回想起青葱歲月, 想起李麗珍徐若萱丘淑貞......... 任時光怱怱留去......

我有叉用!!

搞環境的 campaign, 要講策略, 要講有無機會 win, 要做 power analysis, 要 plan 一大論, 要考慮機構需要, 要睇吓傳媒有無興趣...... 總之, 就係相當宏觀, 又有很多限制。 但若減少自己的罪孽, 不想為環境帶來那麼的災, 從個人的層面, 我們還是帶來一些改變。 小弟最近就開始想搞個「我有叉用!!」運動, 不過礙於有限資源, 唯有娘娘地的'由我做起'。諗法話都無咁簡單, 就係自己帶食具上街囉! 事源小弟在內地出差時, 發現大部份的食肆為了'衛生'理由, 一般只提供用完即棄的筷子或餐具.......... 試想想, 大城市人口就已過億, 每日中國扔掉多少對筷子? 即使在香港, 情況也相當惡劣。跨國快餐店如麥記、家鄉雞的膠刀膠叉不在講, 本港的大型連鎖快餐如大家樂/大快活/美心等, 它們即使不是提供即棄餐具, 餐具皆以膠袋獨立包裝, 內附紙巾、牙籤, 也是有大量的塑料/紙的包裝。每次光顧完提供即棄餐具的食店, 又或有需要買外賣時, 所生產的垃圾真是令人慘不忍睹! 解決的方法其實相當簡單。大家不妨在家中挑選一套精美的餐具 (叉、匙、刀、筷適隨尊便), 放在閣下的包包中, 出街食飯時便可相當從容的向即棄餐具 SAY NO! 若然閣下連裝麵包的膠袋也想避免的話, 帶過小小的食物盒, 問題亦迎刃而解! 哎, 你估我如印制一件「我有叉用!!」的 t-shirt, 派俾政府高官, 有無人肯著呢??

Dun you dare to judge them!!

連續看了兩套關於年青人的電影, 一套看完令人心情暢快, 一套卻叫人嘔心。

心情暢快的一套, 是叫人驚喜的《下妻物語》。來自廣告界的導演中島哲也, 不單以卡通的手法、出軌的對白來解構電影語言, 更透過片中兩個女主角的故事, 表達出對虛偽的成人世界最反斗的批判。 桃子激愛法國 Rococo 文化, 誓要以至 cute Lolita 打扮在廿一世紀的日本再表達出 Rococo 對享受、物質的執著。她不介意孤獨, 享受扮演柔弱的 Lolita 少女, 不介意別人怪異的眼光。她崇拜永不長大的娃娃打扮, 但心眼兒卻把世界看得更透。年幼時便能'感人至心'的跟母親說:「人遇到獲取幸福的機會時會變得軟弱, 你需要勇氣去追求幸福。」她的母親就是在桃子的鼓勵下, 與賣老番 t-shirt 的廢柴老豆離婚, 改嫁在分娩桃子時結識的婦科醫生。 另一位女主角草苺, 是個飛車黨。她曾經因被人欺侮而意志消沉, 後來在飛車黨女頭目的鼓勵下, 透過以電單車風中追風, 擺脫了受害者的角色。她雖討厭男人, 卻暗暗戀上了老大的未婚夫; 她為失戀而痛哭, 也為與桃子的姐妹情誼而感動; 她因討厭社會現實而加入飛車黨, 亦因討厭社會現實而退出飛車黨。 導演並沒有滿足觀眾'獵奇'的眼光, 並沒有大幅描述 cosplay 。或者, Cosplay、飛車黨對導演來說根本不是一回事。戲中的成年人十居八九皆是傻傻地: 他們不是只懂去吉之島買時裝, 就是為老番 t-shirt 而著迷; 只有桃子、草苺及桃子那天真的嫲嫲才有點性格, 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 也許對導演來說, 與其是Cosplay是一種'社會問題', 不如說那些覺得 Cosplay (甚至其它 'alternatives')有問題的人才是真正問題的所在。桃子就是桃子, 她就是愛 Lolita 的打扮, 她不需要別人認同, 亦不需要甚麼事業、發展; 草苺就是草苺, 她愛飛車, 愛自由。 她加入飛車黨因為討厭社會的偽善, 當飛車黨變得和'正常社會'一樣崇拜權威、玩弄權術時, 她選擇退出。

相反, 彭浩翔的《AV》卻以成年人的暴力, 把香港大學生罵得體無完膚。勉強將六十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與七十年代的本港的保釣運動套在今天的香港大學生身上, 罵他們一無是處、毫不長進。然後安排他們做件大事, 就是借錢以拍 AV 的名義搞個日本女優過來和她打真軍。 且不要說彭浩翔自《大丈夫》以來處處流露著的性別偏見, 我實在不能理解導演究竟想大學生點?!我相信每個人看罷《AV》都會感到無所適從。六、七十年代的人有 guts, 就搞民權、保釣; 今天的大學生若有點 guts, 就是呃政府錢去同日本女優打真軍? 或是在面試時花兩個鐘同個'未來老細'講'點解貴機構需要我? 看來在鬼才彭導演的眼中, 年青人有 guts, 就是要'把握歷史的機會', 和成年人世界磨合; 又或古古惑惑的運用成年人的遊戲規則, 攞盡著數、自瀆享受之餘不要被'斷正'。 《下妻物語》的導演沒有嘗試解釋 Cosplay / 女童黨現象的原因, 因為他覺得認為這些現象要解釋的人才有問題。對他來說, 桃子和草苺只是兩個人, 而她們追逐自己生活的過程就已是個感人至深的故事。《AV》的導演以自己無嘗的權力, 將大學生推到為自己口交的位置, 讓自己也享受一下'能'化人的的滋味。

紀念甚麼?

小弟在北京渡過了個 sophisticated 的一週。 我認識了新的同事, 建立了很好的關係, 為日後合作打下基礎; 我花了兩小時爬上了古長城, 做個好漢, 發思古之憂情; 我走到了北京的三聯書店, 買了一堆很有意思的書藉, 我想像在香港可能等三年也不會買到這些書。我落 bar/pub, 尋訪竇唯, 聽 hip-hop......... 一嘗在商業化與獨立個性爭扎的北京酒吧文化。 我也經過幾番思前想後, 鼓起了勇氣, 走回了有十多年沒有去過的天安門廣場。是的, 由於工作關係我不時有機會到訪北京, 但我沒有走到天安門一帶。 我在逃避。 在我中一的時候, 我有機會第一次到北京。清晨四時跳下火車, 直奔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期儀式。我記得, 當時參與儀式的人不多, 就那麼二三十人。東邊的天空泛起初晨的紅霞, 神情嚴肅、服裝整齊的解放軍, 手持國旗從天安門城路步出。 整齊有致的步操, 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 在風中飄揚的五星紅旗。在 Stanley Kubrick 的《2001:太空漫遊》中, 人類始祖因一次神秘接觸而得到智慧以致暴力; 而這一次的觀禮, 想必是啟蒙我民族主義的一個大禁果。儘管我日後多麼想解構這一套想法, 但已是覆水難收。 今次再走到天安門, 我的心情依然是波瀾起伏。十三年前民族主義的召喚, 十六年來六四暴行的記憶, 六年以來知性的批判, 一年來所接觸的中國社會........... 還有眼前的遊人, 混成了一杯五味交雜的濃湯。喝下去, 既酸又辣, 乍甜還苦。望著那曾坐滿學生的廣場, 望著那條學生下跪的樓梯, 望著那個多月用來作公共演講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我激動不已, 熱淚滿腔。我想, 一定有便衣公安以為我想自焚。 在北京的時候, 有一位義工特有意思。他是唸政治與行政的, 一心想來香港唸社會學研究生。他對政府的批評十分辛辣, 我們都擔心他會惹上麻煩。跟他閒聊時, 我們笑說邀請他來香港參加六四紀念的活動, 他反問:「我們都知道這件事, 《天安門》很多人都看過。為甚麼你們還要搞那麼多事?」我啞口無言。 另一位同事, 他很好人, 對環境很有熱忱, 做事不怕勞苦, 我們都很喜歡他。一晚我跟他分享我到天安門的感受。他問我:「那抗日戰爭不慘麼?」當然你們也會知道, 我也是啞口無言。 我得承認, 六四的創傷是一個非常香港的議題, 「六四」和後過渡期、香港人身份、無厘頭等香港社會現象已扭在一團......... 這也許解釋了香港人為甚麼執著。 但, 這兩位朋友冷漠的回應, 甚至理直氣壯的質問, 確實令我震驚。為了大家的關係, 我沒有反駁他們。 而我亦清楚意識到, 質問的背後是一個根本的歧異。 人們說歷史會有紀錄, 我們不用時常把事件掛在口邊, 這對我來說完全是'現實主義式'的回答。例如中國官員、民建聯、曾蔭權便會套用這一邏輯來回應關於六四的質詢。我不認同, 但我對他們的回答'表示理解', 並真心希望他/她不是在說心裏話。我想每年去維園的人也不會無知得以為事情可以於一時三刻解決。我反思、紀念, 不是因為我想立即改變甚麼, 而時一種良知的召喚、一種慈悲的感染、一種正義的執著、一種歷史的責任。我多麼想告訴那位義工, 紀念是為了紀念我們所犯的錯, 是避免將來重蹈覆徹。 拿'抗日戰爭'來作藉口, 逃避六四的良心考驗, 是一套非常典型的中國邏輯。這位可敬的同事在這件事上的回應, 其潛台詞就是: 中國人被壓迫了一百五十年, 我們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你硬要拿這些出來搞亂當, 有甚麼居心? 我不得不反問, 以這樣的態度回應歷史問題, 我們還能理直氣壯的要日本認識歷史? 如果大家那麼欣賞德意志民族的反思態度, 那麼我不得不提醒, 德國人在戰後沒有以國家發展的藉口去指摘那些反思自己暴行的人。今天我們若有機會去到當年被紅軍攻陷的柏林議會大樓, 還見到德國人盡力保護的紅軍的簽名。知恥, 近乎勇。 因著對每一個個體的尊重, 因著對個人權力的執著, 因著對歷史的責任, 因著對生命本身的慈悲........無論平反與否, 我們都要紀念。這紀念不為誰, 不為甚麼, 就為你自己。